文/李曼宜
节选自《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作家出版社年10月出版
是之的好友黄宗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解放后不久，他（是之）邀我去他家，并细声说道：‘我有个家了！’时为平房，尚非楼房。”宗江指的正是当年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那间小房。宗江认为屋子虽不大，却别有情调，“大概还是蜜月或蜜年期间吧”。
那时都是公家给分房，同时给配点家具。我们这间小屋是由一大间屋子隔开的，中间有一堵很薄的墙将两家人分开。小屋里只有一双人床、一书桌、一凳、一椅，再加上一个装有烟筒的小炉子。没有书架，更没有衣柜，只有两个蓝帆布包盛放我俩换洗的衣服——这也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被安放在床底下的一块木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家”。看起来虽有些简陋，但我俩都很喜欢它。
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就成了“一家人”了。可多年过惯单身生活的我俩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渐真正地融合到一起。譬如，他爱看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读起书来那股执着专注的劲头儿，我没见到过。开始时，我回家后看见他也在家，就兴冲冲地想把我这一天想到的事情告诉他，可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像是听进去了，又像是没听见。我很纳闷，难道他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甚至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怎么刚结婚人就变了？”后来，我慢慢才发现，就是在他认真读一本书时，或是在想一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揣摩一个角色时，最怕人打搅他。这我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必要的，应该尊重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事，等他休息时再说。谈恋爱那会儿，他能常找我来聊天，是他有意安排的时间呗，我想。
还有，我发现他有时为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解放初期，我们从供给制刚改成工资制时，每个人都按自己评的级别领到了一笔钱，大家都纷纷上街去商店里置办些东西。我们俩也揣上钱（像穷人乍富）出去了。因为过去手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也很少进商店，所以也不知要买什么东西。事先我俩并没有什么计划，到了商店转来转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一人买一块“英格”牌的手表（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买完表还剩了不少钱，我们就回家了。一路回来，他就有些不高兴，也没怎么说话。到了家，一个人就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说：“有了钱，都不会花！”一会儿就用拳头捶桌子，一会儿又捶自己的胸口。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劝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才慢慢缓解了。
还有一次，大约是结婚快一周年时，我俩商量好下个星期天正好俩人都没事（那时是一周工作六天，周日有时也排戏或开会），要一起去北海公园走走。没想到的是，在周日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听到院里传达室老张在叫：“于是之，院部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在院部开会。”“什么会？”“不知道！”他一听就又来气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又开会。他一个人生起闷气来，也不说话了，也坐不住了，屋里屋外来来回回地走，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捶胸顿足。一气之下，干脆躺下“睡”了。我当然也觉得很扫兴，可反应没有他那么强烈。他说睡其实根本睡不着，夜里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坐在走廊上，用头顶着木柱子使劲地蹭。记得还是我把他劝回屋睡觉的。闹了一通，气也消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是乖乖地开会去了，不过脑门儿上却多了一块红色的印迹。现在想，他这种“生闷气”的由来大约跟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他出生后约百日，父亲（在张学良的部队上当个小官）就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他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从小就是孤儿寡母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上学也要靠本家接济，母子俩在人前受的窝囊气只能都憋在心里生闷气，没地方去发泄。
他“生闷气”这个毛病发展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有时就摔茶杯了。这毛病剧院的同志都知道，严重时还摔过暖水壶，这就是他发的最大的脾气了，他是不会跟人大吵大闹的。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这是我逐渐才对他理解的。
年，我们有了儿子。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人艺的另一个宿舍去了——在东单北大街路西的一个院落（剧院的人俗称那里为“小旅馆”）。那里住的都是剧院中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家庭，大约有十几户人家。靠南头的房子上边还搭起了二层小楼，上边只有两间房。我们被安排在靠里边的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原来住的那间大多了。我们没添什么新家具，只为孩子买了个四周有栏杆的小木床。屋里地面虽说是地板，可那地板走上去，若是有分量的人或是走得急些，就会感到颤颤悠悠的，好像一跺脚就能杵到楼下去似的。我们在屋里只能轻轻地走。
▲一家三口
有了孩子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件大喜事，但没想到却出现了麻烦事。大约就在我产后三天，医院背着我把家属请来了。是之很紧张，不知有什么事，请黎频医院。大夫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先天脑积水，可能活不长，即便长大了也是白痴，所以劝医院，不用带回家了。是之一听就蒙了，他们只得跟医生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医院楼道里商量怎么跟我说时，我无意中从病房里看见了他们，我就叫住他们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只好进到病房里，也没瞒我便把刚才大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当然是意外打击，可我想，我还没看清儿子是什么模样就叫我“扔”掉，这说什么也不行。我们决定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去。我说，等我的伤口一拆线马上带着孩子出院。他俩说“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果断的决定。
出院的当天下午，是之医院的诸福棠院长。大夫检查了孩子的情况，主要发现孩子头顶囟门没长好，前囟和后囟是通的，用手放在头顶上感觉是软软的，在跳动。大夫只嘱咐说，孩子头骨还没长好，千万不要叫孩子大声哭闹。又说，不可能这么早就诊断是脑积水。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们便精心护理。我的奶水很好，按时喂奶，每天洗个温水澡。孩子夜里睡得很踏实，很少哭闹。在快要满月时，还是黎频大姐和是之带着孩子去医院（医院），请苏联专家会诊，大夫也没确诊是什么问题，只给了维生素D滴剂，一次只吃一小滴（医院才有），要求每月去检查一次。记得还要给孩子注射父母的血，他们并不问我们的血型，只是皮下注射，每次量极少，共注射了七次。是之那时很忙，他只去了两次，其余都用的是我的血。每次都由一位苏联护士来注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从我这里抽了血，马上就注射到孩子的小屁股上（因怕血凝固），孩子甚至都没感觉。很有趣的是，当护士把针拔出来之后，孩子才哭，他是以为要打针了，其实人家已经都注射完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治疗，大夫才确诊孩子为“严重软骨”，提出治疗的方案及护理应注意的事项，让我们心里都有了底。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里的大夫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们与原来叫我们扔掉孩子的庸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儿子小时候
我的产假期满就要上班了，托朋友介绍请了一个保姆。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彼此搞好关系。开始我们请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阿姨，她的妈妈也曾在剧院里给人看孩子，大伙反映还不错。这个女孩子叫世荣，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干活很仔细认真。我们想应当帮助她学习文化，那时国家也正宣传并开展扫盲运动。当时我们了解到我家附近有个夜校，每周晚上有两三次文化课。于是我们就建议世荣去上学，她和她妈妈一说，妈妈也特别同意，于是她妈妈就主动提出，世荣上课时她来上班。这样就成了她们母女二人来看这个孩子。我们称她妈妈为“于大娘”。
▲儿子童年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那时就怕孩子将来是个傻子，所以想的都是什么“聪明”“伶俐”“聪颖”之类的字。最后，乳名决定叫“小伶”。入学后，是之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于永”。
世荣母女知道孩子从小体质较弱，所以照顾得特别精心，总是换着样儿地做饭做菜，还经常包各种馅儿的小饺子，孩子可爱吃了。那时我和是之还是吃食堂，儿子基本就交给这母女俩了。她们对小伶真是有感情，儿子入托时，她们哭得比我都厉害。到现在我都感谢她们娘儿俩！我们的儿子，虽然开始时叫人有些担心，但我们却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照顾。儿子后来成长得很好，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欢乐，带来了生气，使我们这个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是之一般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我们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对儿子深深的爱。年我去天津演出，他6月13日来信说：
……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只脸上被咬了一个包，已敷药。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两天来儿子净学人，我叫“世荣”，他也叫。于大娘母女自加薪送礼后，表现积极，常常俩人俱来，今天于大娘还花一毛钱为儿子买一玩具，艾蒲编的公鸡，挂之墙上，儿子吹之，大悦。
6月17日他又来信，说：
小伶今天去红十字，九公斤半（去皮），一切均佳，阎大夫几乎没发表意见，只教多吃水果蔬菜，并嘱咐鱼肝油因天热易坏可不吃了。最后叫下月再去。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
6月27日的来信提到：
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
10月25日他出差去河北一带搞调查，接到我信后回信提到：
儿子情况，写得有趣，读时泛出他的小样子，兀自笑出声来。只“身体不错”一语，引我担心，你为什么不写“身体很好”呢？莫非又病了？小汽车已经买了，买时细一看才觉有趣，原来下面还有小轱辘四个，铁的。这样我就买了两个。……
他在外地一个人时就想儿子了。他在来信中说：
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
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
原来我觉得是之对孩子的感情一般，并不是很关心，后来，尤其是看了他这些信以后，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我俩都很忙，顾不上孩子。小伶在年底便被送进托儿所了，接着再大些就进了歌剧院的幼儿园。他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小学，还是住校，就一直没在家住过。“文革”开始时于永已上五年级了。那里的学生多为干部子弟，当时有的孩子也要跟着“闹革命”，已经跑出去一次了，老师也管不了。而我和是之的情况更是自顾不暇，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学校很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于永转学到我母亲家附近的小学去了。从那时起，他就住在外婆家了，直到初中毕业。
我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题”（黑帮子弟），初中毕业后一直推迟到年年底才被分配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本文节选自李曼宜新书《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作家出版社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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