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医院有哪些 https://m-mip.39.net/nk/mipso_6278509.html蛇杖的传人：西方名医列传医学前科学时代，是从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挣脱神秘主义的控制起，到西方古典医学核心理论四体液学说的建立，再到解剖学的出现使古典理论开始受到质疑时结束。在这个阶段，西方医学也好，古代中国医学也罢，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但在年之后，西方医学就开始领跑在前了。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横空出世，另一件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构造》，欧洲世界的宇宙观和人体观同时被更新了。原本一潭死水似的医学到了维萨里这一代终将有所不同，科学精神的再次强势介入让医学与神秘主义又一次渐行渐远，这一次分别，医学再也没有回头。维萨里在治疗领域并没什么突出的贡献，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是法国战地外科医生巴累。在军旅生涯中，巴累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了战争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复杂，外科手段无论如何进步总也赶不上破坏的技术。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巴累仍然努力改进着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在漫长的岁月中拯救了无数的生灵。巴累对外科学的影响之巨是难以估量的，他的一生改写了外科学在医学中的地位，留给后继者的知识遗产足可作为现代外科学的重要奠基，无愧于“外科学之父”的称号。按照传统科学史研究的说法，17世纪是现代科学诞生的世纪，而医学科学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统治医学界年之久的血液运动潮汐学说开始受到挑战，英国的生理学家哈维基于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大量的动物实验，提出了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血液循环学说，在医学界掀起了巨大争议。哈维创立了生理学，为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真正开启了一个实验医学的伟大时代。以当时的职业划分，无论维萨里还是哈维，其实都算解剖学家。解剖学与生理学都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最重要的课程，但这两门课离临床医学都还稍微有一点儿距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是病理学，这一门学问的开创者是乔凡尼·莫尔加尼。按照外科医生、教授舍温·努兰的说法，莫尔加尼的病理学著作与哈维的作品以及维萨里的解剖学著作，共同构成了终结旧医学的金三角。由于莫尔加尼的贡献，医师们逐渐意识到必须要寻找到关于器官病变更值得信赖的线索，由于病人对症状的叙述不见得可靠，体格检查成为了医生们的基本功。年，听诊器的发明者雷奈克出版了介绍听诊的著作《听诊的媒介》，为医学诊断学奠定了基础。医学进步的曲折与艰辛，在一位不那么著名的维也纳妇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塞麦尔维斯的悲剧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观念，却又无力说服同时代固执的同行，也无法将自己的学说升华为科学的理论。他仅仅是通过观察和直觉意识到可能是由于医生不洗手才导致大量产妇死于产褥热，而后提出严格的洗手法也确实极大地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建议却在提出之后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激烈的批判。塞麦尔维斯拼死捍卫自己的学说，却终因寡不敌众惨死于疯人院，直到微生物学真正建立，外科无菌术初步成熟，塞麦尔维斯的贡献才重新被人发现和认可。在塞麦尔维斯的悲剧落幕以后，医学就开始快速走向现代化了。莫尔加尼开创的病理学，经由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进入微观细胞层面，开创了细胞病理学；巴累的后继者约翰·亨特将外科学由一门机械性的手艺升华为一门实验科学，更重要的是，他打通了传统上内科与外科的界限，通过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论使所有的医生都能用到；受巴斯德的启发，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发明了外科无菌术，解决了手术感染的问题直到美国人发明了麻醉术，解决了外科疼痛，医学研究的中心也逐步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医学的科学化时代，也就是现代医学时代，终于到来了。年，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立了，这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真正降临美国的标志。外科医生霍尔斯特德是该校创建初始的四大医师之一，美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就是由他创立的。霍尔斯特德对外科影响深远，他让人们看到了基于解剖学、病理学和生理学原理的外科学研究，使手术操作更强调精细和安全而非技法、潇洒和速度。自霍尔斯特德以后，外科研究的中心开始由欧洲逐渐转移到美国，他建立的一套外科手术体系，他所提倡的爱护组织、轻柔操作、仔细止血、一丝不苟、使用丝线、解剖学分离的精准外科原则，直到今天还是外科界的圣经。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33年来在医学科学里最先进的一位领导者。有两次外科手术，也许最能代表现代医学成就。一次手术是发医院的体肺分流手术，这是标志着心脏外科创始的手术。关于这次手术，曾有一部电影叫《神迹》，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次手术发生在年，此后，心脏外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另一次手术是心脏移植。这一手术从出现到成熟的过程很复杂，它围绕着基础医学研究、药物进步、医师的培训和成长、伦理的困惑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体现的是现代医学的巨大威力。最年轻的科学：医学近代史虽然医学古已有之，但是医学并不天然等于科学。20世纪初期，医学就像一种在现代化机构中进行的巫术。那时，医生们渴望尝试任何新的治疗方法，即便这些方法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论证。那时的医学文献在今天看起来非常魔幻，医学界的前辈阐述如何进行放血法、拔罐法、大泻法，或者把病人的身体浸泡在极冷或极热的水里。医学院的教师热衷于制作药方，他们通过煎煮获得植物提取物，靠着偶然的灵感把各种植物混在一起。而这些知识，经过医学院的课程体系被灌输到医学生的脑子里。20世纪初，准确的诊断对医生而言还是小概率事件。当时的医生对病理学缺乏认识，今天看来一些基本的医学雷区，却是上世纪初很多医生徘徊的游乐场。到了30年代，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比以前复杂得多，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已经改变了医生们对一些主要传染病的理解，但是医学院的教育仍然非常保守。在医学院，学生们被教授如何诊断和解释。他们能向病人和家属提供的，就是疾病的名称，如果可能的话，说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病的产生，预测以后会怎么发展。诊断和预后是那时候医学体制的巨大进步，这个成功得益于医生们数十年来对病例的细致观察。但在治疗层面，医生们仍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疾病的进程。虽医院，但医院的大夫们也无法控制疾病的进程，病人能不能活下来，全看疾病的随机发展。但是，变革在30年代发生了。年，磺胺类抗生素治愈肺炎的几个案例引发了纽约全城的轰动。人们听到了抗生素的神通，确认了医学的崇高地位。抗生素的应用使很多疾病可以被治愈了，医学开始转变为真正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五六十年代，更多的抗生素问世了，很多感染类的疾病得到了控制。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加大了对医学研究的投入。不仅成立了更多的医学院，还极其慷慨地给予大量拨款。在这种环境中，医学将临床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终于告别了巫术式的治病方法。有意思的是，当医学越来越发达时，“神医”反而变少了。神医这个称呼，充满了传奇故事中的戏剧感，又渗透着人们对疾病的不解和恐慌。现代医学的逻辑和神医的逻辑是相互排斥的。现代医学讲究临床观察、实验室证据和病理逻辑，医生的个体诊断都要建立在医学同僚的共识之上。接受了现代医学的系统教育后，医生们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医学能解释的疾病只占小小的一部分，医学并不能保证每个患者都起死回生。作为一个终生行医的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感叹道：“医生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无知的行当。”医学的局限性是现代医学始终面临的难题。今天，医患矛盾就是医学困境的具体表现。患者们总是期待遇到全知全能的医生，而医生们都知道医学的局限。在美国，医生常常被患者起诉，收入最高的外科医生也是最常被起诉的职业；在德国，年关于医疗事故的申诉近15万起，而德国总人口数仅仅只有八千万；在俄罗斯，12%的住院死亡是因为误诊。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状：医学虽然在20世纪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却远没有达到全知全能的地步。我们对医学和医生需要怀着尊敬，也需要怀着耐心。在20世纪，医学院发生了转型，从一个单纯的教学机构变成一个复杂的科研-临床-教学综合体。在20世纪上半叶，对教授们来说，医学院的生活跟文学院的生活高度相似，他们都有固定的编制，用微薄的薪资过着稳定的生活。总是那么紧张，系主任们很难在财政上有什么创新的安排。不同的是，当文学院的老师在对文学作品绞尽脑汁时，医学院的老师正在发愁如何进行实验。医学院得到的拨款并不比其他院系多，老师们不得不花很久的时间来筹措经费，再拿凑来的钱买一些兔子、小鼠和一些小型的仪器。医学院的教授需要亲自准备细菌培养基、洗刷玻璃器皿、照看实验涉及的所有动物。尽管科研人员非常渴望技师的帮助，但是技师是稀缺性人才，只有最高级别教授的实验室才有可能有技师。有些医学院的教师在大学里完全没有收入，必须通过在校外开诊所来赚取家用。这种情况在二战后发生了逆转。战后，联邦政府认为科学是有用且重要的，因此医学院的科研事业得到了丰厚的财政支持。从此，医学院的运作同文学院的差别越来越显著。拨给医学院的经费变得特别充裕。如果医学院某个老师想研究链球菌他就可以申请政府拨款资助他的实验室，购买新的设备和仪器来研究一些有可能失败的新想法，并且，他还可以得到雇佣一两名技师的钱。在50年代到60年代，联邦政府科研拨款大批大批的到位，数额之大，足以把医学院的建筑改建一遍，再另外建20所新的医学院。这离不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策转向。在二战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着力提高美国医学科研能力，具体方法就是把科研分散到美国各个医学院的日常功能中。在政策的转变下，美国医学院的老师既要行医、教学，又要承担科研任务。科研、教学和行医合并在一起后，医院医院中的翘楚，成为最娴熟、最专业的保健机构的象征。在这种氛围中，各个大学纷纷建设医学院，扩招医学院的学生，医学生的数量翻了一倍。从此，医学院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授们和学生们在实验室、病房和教室奔波，他们总有新的经费、新的病人和新的课题。现代医学像一幅宏伟的画卷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他们都渴望在医学领域有所作为。这场变革结结实实地影响了美国医学的发展，把美国的医学研究推至世界前沿。从各方面来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策转向是大胆而富有创意的，带来的结果也令人满意。只有一件事出了差错，而那个差错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预料的：谁都没想到，科研会这么费钱。到了七八十年代，联邦政府开始削减预算，流向大学的拨款开始大幅度减少。因为很多大学医学院的年预算比其他所有院系的年预算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大学的管理层只能削减给医学院的拨款，这导致医学院一下子面临严重的危机。由于前二十年医学院的疯狂扩张，医院已经成为了美国保健制度的主力军，而管理医学院的各地大学间接管理了美国的保健系统。当大学面临财政紧缩时，美国的保健制度又受到了冲击。对于这个科研-临床-教学三位一体的医学系统而言，财政拨款的转向无疑是一场狂风暴雨，撼动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事实上，美国至今仍然在承受这场财政紧缩的后果。由于政府预算的减少，医学院不得不从学生那里获得更多资金，结果就是，医学院的学费大幅上涨，只有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才负担得起医学院的费用，就读医学院的门槛被提得很高。对于科研而言，医学院的管理层不得不求助于校友和慈善家的捐赠，勉强维持医学院的运转。尽管医学院对各种花费尽可能地节省，医学院的赤字却仍然在持续增加。而大学被医院牵绊，不得不把有限医院系统中。托马斯对此批评道：“就像法学院不应该办当地的法院系统，商学院不应该操纵本市所有的公司那样，医学院也不应医院。”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医院肩负了太多职能，反而使医学院原本的教育职能无所适从。协和医事：医学在中国协和创办的契机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现代医学在美国的飞速发展；第二，是洛克菲勒积攒了大量医学方面的投资经验，并且有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当样板，让他有底气把这套科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第三，中国作为最后一个向西方开放的大国，对美国人有天然的吸引力，洛克菲勒对中国很有兴趣，希望在中国的投资能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走向世界的起点。有了在中国创办医学院的想法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都做了详细调查。他们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要不要创办协和？第二，创办什么样的协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的主基调。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创办协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协和办起来了，而且还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但对于当时的决策者来说，要在一百年前的中国搞一所现代化的医学院，而且还想长期经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政局不稳，协和不可能长期维持；第二，现代医学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广泛接受；第三，协和的美国背景和精英气质广遭诟病。但协和的创办者们依然认为，中国急需一所医学院。在协和开办之前，中国的医学教育非常薄弱，虽然在年前后到年之间，中国就医院，以及法国人、德国医院，但绝对谈不上培养出了有现代化科学思维的医生，中国最早一批接受正规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都是在海外学习的。年前后，一场灾难性的鼠疫在东北爆发，疫情最初发端于满洲里，后来传到了北京，半年内就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这让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之后，有关部门就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开始规范医学教育，但是根据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二次考察团的报告还是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医学教育标准几乎都处于最低级，医学教育就靠着个传教士医生在做，这些人没有医学设备和器械，也没有最新的医学书籍，完全不了解19世纪末以来美国医学的大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协和的到来就显得特别重要。至于第二个问题，“要办什么样的协和？”，协和的回答是“要办世界顶级的医学院”。这就又与现实状况格格不入了。年，中国每万人中只有一个医学生，而美国是人中就有一个，两方差距将尽22倍；美国每人就有一个医生，而中国每12万人才有一个医生，双方相差将近倍。这种差距几乎是令人绝望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把基金会的投资用在中国各地，多开几家医学院，培养更多合格的医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所有钱和资源都集中砸在一家机构上。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正常，协和的优渥条件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可以说是过分奢侈了。从硬件上看，协和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精密医疗器械、实验器材等，就连管道、马桶和门锁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协和内部自成系统，几乎能完全不依赖于外界供给，是个独立王国。师资上看，在协和最初聘用的个员工中，基本都是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专家，这些人是从世界范围内搜罗来的医学大师。协和的老师非常敬业，在一次神经内科学的课堂上，教授问学生，“你们见过癫痫病发作吗？”学生都摇头。这时，教授突然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吓得学生都站了起来，教授这才爬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说，“这就是癫痫发作。”除了建设自己的队伍之外，协和还会定期聘请一些来自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学者来担任客座教授。中国儿科的发展，就来自于年来协和当客座教授的美国儿科权威豪特。这位美国专家最后病逝在协和，临死之前还提出要捐献自己的身体用于医学解剖。这么好的条件，协和培养出来多少人呢？第一批协和本科生，入学的时候只有9个人，最终成功毕业的，只有3个人。在协和医学院建立的前24年中，一共只有多人毕业，平均每年16人。协和这种操作，那是世界顶级奢侈品的打造方式，但当时的中国人是连最基础的医疗服务都得不到解决的。协和这种产出，对于当时5亿多中国人口，简直就是一粒沙子落入大海，当然就让很多人不满了。既然如此，何不让协和走一条最轻松、最正确、最好走的平庸路线呢？大富豪把钱往各个地方一分，招聘一些过得去的医学教师，招收一批资质普通的学生，搞上几年，也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这些医生也能给很多人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障。可是然后呢？中国人获得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吗？获得了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和学术熏陶吗？中国的医学能有大发展、中国的科研能力能有大突破吗？答案可能都是：不能。在精英化的严格选拔和培养过程中，协和出了一大批顶尖人才。20世纪50年代，中国12个主要医学院的领导，都是协和毕业生或者协和的前教员；四成以上的协和毕业医院的管理者；年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时候，8个研究所中有6个所的领导是协和人担任的；中华医学会的骨干也大部分来自于协和；年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有19个是协和的老师或者毕业生；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协和所有这些数字都说明，协和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已经超越了这家机构本身，变成了火种，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协和一度撑起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边天。如果协和走平庸路线，刚才说的所有成就可能都要推迟几十年，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积攒到一批能带领整个国家医学发展的人才。当然，协和的诞生不止体现在医学发展上，它还有超越医学之外的作用。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对立，一度成为当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主张对立的焦点。鸦片战争之后，很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国图存的办法。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发展的轨迹，让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对科学思想的需求更加迫切，洛克菲勒推崇的科学正是五四运动的口号，这让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基金会有了密切的合作。年，一篇题目是《病院笔记》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作者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这篇文章写医院看病的经过，字里行间透露的是对西方医学的失望。梁启超是典型的改革派，是西方医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第一批对传统医学进行批判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对现代科学的认同影响了好几代中国学者。“梁启超被西医错割腰子”的事情，无疑给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西化知识分子一记重重的耳光。徐志摩写了一篇文章，嘲讽西医提倡的科学思想其实就是拿人做实验品、当标本。对于徐志摩等人的言论，真正学过医学的鲁迅白眼一翻，也发表文章，批评像徐志摩一样对西医一窍不通的外行，都是胡说八道。但鲁迅确实也觉得西医是存在问题的，只不过他认为，这不是西医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医生受了中医思维的影响，把“好经念歪”了。总之，以梁启超事件为话头，整个社会对西医，甚至对科学思想的信心都产生了动摇。对此，梁启超发表文章，苦口婆心地对读者说：不能因为现代人对科学的认识还不够了解，就怀疑科学本身，希望社会上的人千万不要拿我的病当例子，阻碍了医学在中国前进的脚步，这就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几个月之后，梁启超再次露面，出席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赞扬了协和，再一次表达了对西医的支持。后来的医学史专家在评论梁启超这件事的时候分析，梁启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医院是当时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批判，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梁启超要保住协和，其实是在保护中国科学的火种。协和所代表的科学思维，在进步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强大国家的必需品。这株科学的幼苗能够一直成长到今天，中间有无数人的悉心呵护，这些人愿意为协和的成长付出代价，不仅是因为对医学的信仰，更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最后要说的是，协和医事的医事，包含医学这个学科、医生这个职业和医疗这个生活事件三个维度。协和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是中国医学界的最高峰。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医德方面，协和都体现出了世界级的高水准。不过，你如果只看到了医事，就把协和的意义看小了。现代医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医学，更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科学思想、能不能强大起来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拿日本来说，从黑船来航到明治维新之后，兰学，也就是西方人的思想，几乎被当时的日本全盘接受，日本迅速拋弃了传统医学，全面拥抱现代医学。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提出，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与这种快速适应新变化、接受新思想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医生的精进：勤奋、正直、创新医生“精进”要具备的第一种特质：勤奋。年，脊髓灰质炎疫情发生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后果也非常严重的疾病。卡纳塔克邦很穷，当地的免疫接种做得非常差，孩子们对脊髓灰质炎根本没有免疫力。所以一旦有孩子得病，脊髓灰质炎就很容易从那里迅速蔓延到全印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动用四万多人，两千部车辆，一万八千个保温箱，挨家挨户地给四百二十万个孩子接种疫苗，以便确保脊髓灰质炎不会流行起来。听这些数字你就知道，这显然是个大工程。但即便是这样的大工程，最后也还是得落实到细枝末节上去。比如说，他们得制定出详细的计划，再把计划层层传达下去，把物资和医疗人员调配到位。接种人员还要亲自进到多个交通状况恶劣的村子里去，说服那些大字不识几个、还对疫苗有戒心的村民，给他们的孩子种上疫苗。至于这个过程中的大量细节，比如具体怎么给各地派送疫苗、到哪里找送疫苗的车、冷藏疫苗的冰袋怎么解决、每个地区要接种的人数怎么确定都必须事无巨细地一一落实到位。而且，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这个任务。在三天里给四百二十万个孩子种完疫苗，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但是，他们做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但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在这三天里肯定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口干舌燥地解释，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靠的就是葛文德说的那种极度的勤奋。但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这场脊髓灰质炎“大扫荡”，和医生们的日常工作还有些不一样。“大扫荡”足够惊心动魄，参与这场扫荡的人，也能被其中的奉献情怀和英雄气魄所鼓舞。但在更多的时候，医生们其实得不到这些精神上的刺激。在每一间灯亮到深夜的实验室里，在每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床前，在每一个血肉模糊的抢救现场，医生们做的其实都是跟昨天、前天、一年前，甚至十年前一样的工作。在这种持续缺乏刺激的情况下，医生也会感到乏味和懈怠。在这种情况下，葛文德说的“勤奋”，同样也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即便现在医学已经这么发达了，最终决定病人能不能尽快康复的，也经常不是最前沿的医学发现，而是那些细枝末节。比如“洗手”这样的小事儿。当年有名奥地利医生，要求医生和护士进手术室前，都必须洗手消毒。结果这么一个小小的规定，就让产褥热导致的产妇死亡率，从20%降低到了1%。因为对洗手消毒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现在没洗过手的医生和护士，是决不允许进入手术室的。其实，不只是医生，任何人做事，都有勤奋不勤奋、用心和不用心的差别。比如在日本，就有用50年时间研究如何做出一碗好米饭的“煮饭仙人”，也有把毕生精力都用来钻研，怎样捏出一个好寿司的“寿司之神”。我们如今经常提到的“匠人精神”，最核心的特质，就是葛文德这里说的勤奋、用心。医生实现精进要具备的第二种特质：正直（doingright）。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并非非黑即白，在那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灰色地带，医生们却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在葛文德看来，医生需要面对的第一类判断，与道德有关。如果你是医生，在对病人的私密部位进行检查的时候，会不会找第三个人和你们一起？你可别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有的医生就觉得必须找第三个人一起，以免以后出了麻烦说不清；有的医生就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完全没必要；还有的医生很随和，病人怎么说就怎么办。又比如，如果你是医生，你会给犯人执行死刑吗？关于这一点，有的医生觉得，自己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执行死刑不符合自己的职业道德；也有的医生认为，反正犯人的死刑不是我判的，与其让那些不专业的人动手，还不如自己来，也好尽量减轻犯人死亡时的痛苦。很多时候，“正确”这个词的界限其实很难确定，但医生们又必须在职业道德和社会需求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时候，医生怎么选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的价值取向，这种道德上的“正确”，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无愧于心”。医生要常常面对的第二类判断，就是医生在遇到医疗纠纷的时候，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正确的。一般大家都觉得，首先肯定态度要好，先跟病人认错，再赔偿，这就不错。可要是医生其实真没犯错呢？或者医生犯了错，但他担心自己吃官司或赔钱，不敢跟病人说实话呢？你可能就说了，既然如此，那咱就上法院，打官司。可对簿公堂真是最公正的解决方式吗？在葛文德看来，人们现在在医疗诉讼方面取得的成果并不让人满意。因为医疗诉讼往往耗时长久、劳民伤财、扯皮不断，而且把医患双方置于对立面上，最终患者也很少能得到实质性的帮助。比如在美国，有太多的医疗赔偿都被不该得到赔偿的人骗走了，而在应该得到赔偿的病人里面，只有大概1%真正得到了赔偿。剩下的那些病人，通常连一句道歉都听不到。不过，医疗纠纷虽然复杂，但碰到的次数毕竟比较少。对医生来说，他们平时碰到更多的，是如何在“继续治疗”和“放弃病人”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正是医生常常需要面对的第三类判断。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医生的坚持也确实带来了很多奇迹。比如在很久以前，人们曾经认为，早产两个月以上的婴儿根本活不了。但后来因为医生们的不放弃和精心护理，那些婴儿绝大多数都活了下来。还有很多奄奄一息、身上插满管子的病人，也都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跨过了鬼门关。但医生这种迫切想要救人的职业素养，也经常会给他们带来指责。有人说，医生的不惜代价其实是在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在美国，有1/4的医疗资源都被用到了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生命的病人身上，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帮助更多病情没那么严重的病人。但这恰恰就是医生要面临的困难抉择，他们不是上帝，没办法确切判断一个人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下一秒医学的奇迹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病人身上。医生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简单明了。但实际上，医生最难的其实是“了解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里，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无力控制的。”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怎样做才是最好的？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或许对医生来说，最简单的法则就是，竭尽所能，不轻言放弃，尽人事，听天命。至少，这会让医生避免犯最糟糕的错误，也就是放弃了那些原本可以得到救治的病人。
医生精进要具备的第三种特质：创新。
说到医学上的创新，你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可爱又可怜的小白鼠，还有培养在瓶子里的各种细胞。好像只有实验室里才有创新。但我们都忽略了，其实那些整天在病房里忙碌的医生们，也是创新的重要力量。而且，比起那些动辄投入上亿经费的实验室研究，医生们在日常医疗中做出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创造，反倒能为救治病人做出更直接、更显著的贡献。今天还在产科广泛使用的“阿普加新生儿量表”，就是这种创新的典型代表。这个量表是年，一个叫弗吉尼亚阿普加的美国麻醉科大夫发明的。一个麻醉科大夫，为什么会做出这个给新生儿打分的量表呢？这是因为，阿普加经常会给分娩的产妇做麻醉，她也很喜欢看到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但那时，很多出生时情况不大好，甚至只是身上有点发青、呼吸不太正常的婴儿，都会被妇产科医生当成“死胎”对待，任由他们自生自灭。阿普加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但她作为麻醉科大夫，又没法直接挑战妇产科医生的权威。于是，她采取了一种不那么直接但更有效的办法，设计了这个量表。阿普加量表出奇的简单，它就是根据新生儿身体的颜色、呼吸、心率、四肢运动和对刺激的反应打分，非常容易上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简单的量表取得了出奇的效果。它不仅让新生儿的状况得到了更客观的评价，而且医生为了让自己接生的婴儿得到更高的分数，也开始更关心这些婴儿的状况。他们会更精心地护理原来被当成“死胎”的婴儿。之后在世界各地，医院都用阿普加量表来评估婴儿。很快人们就发现，就算婴儿出生后1分钟的评分很糟糕，通过吸氧和保暖，在5分钟后的评分也会变得很好。医院纷纷设立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不仅如此，医生们还发现，跟全身麻醉的产妇相比，局部麻醉，比如脊椎麻醉和硬膜外麻醉的产妇，生下的婴儿得分更高。所以，产妇分娩的麻醉方式也开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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